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
李奧：
你好！
上月周年大會後與你傾談有甚麼項目需要幫忙後，轉眼已經一個月了。當時我建議你協助監察香港的私隱問題，想不到轉眼間，香港就發生了八達通事件和政府委任新私隱專員的爭議。你公幹在外，尚未參與我們監察工作，就已經「出了事」，算是逃過一刧了。不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說今年秋天會提交法案，修改《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屆時你已返港，相信你逃不了，一定要幫忙！
八達通事件令市民關注到出售個人資料和直銷的管制，以及資料當事人有否真正同意。回應這些關注，香港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至少可以作以下三項重要的修訂：
首先，要將違規披露或出售個人資料，作牟利用途，定為刑事罪行。而有關的罰則要有阻嚇作用，可以包括充公牟利得益。
其次，要修例對付現時隱藏在眾多條文之中的、以密麻麻的細字體寫成的、綑綁式的同意條款。我們可以修改法例，規定個人資料同意書，要與其他合約條文，分開簽署；同意書的條文，訂明字體要清楚，要大於某個尺寸，內容要合理地詳盡清晰。目的是令市民能合理地預期給予同意的後果，以便作出知情的同意或拒絶。
第三，第一次將收集到的個人資料用作直銷時，商戶要再一次向市民取得明確的同意，才可以使用這些資料作直鎖，並將違反這項規定的罰款，由現時最高的一萬元，大幅提高。
離任的私隱專員吳斌，形容專員公署權力不足，資源緊絀，好比無牙老虎。聯合國為完善人權保障機制，訂立了《巴黎原則》，根據其中的標準，一個像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這樣的人權保障機構，應該有廣泛的權力，去保護和促進人權。因此，在修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時，為解決公署權力不足的問題，應該實施下列的改革，擴大專員的權力：
第一，與平機會看齊，賦予專員權力，在合適的案件中，為受害人提供法律協助，進行訴訟；
第二，仿倣澳洲，賦予專員權力，在個人資料受到侵犯的案件中，釐定一補償金額，由侵權者支付給受害人；這種做法，可以免除部分不必要的訴訟。當然，如果任何一方不服，亦可向法院要求覆核，但若果法院認為專員釐定的補償額合理，則申請覆核的一方可能需要為這不必要的訴訟，付出全部或大部份的堂費；
第三，剔除現行法例中一些缺乏理據的限制，如無必要的時限等，以便專員有更大的彈性，發出執行通知，指令違規者或可能再度違規的人遵從；
第四，賦予專員權力，在取得法庭手令的情況下，進入交通工具、建築物或其他場所，搜查並檢取有調查價值的證物，改變現時他只可入屋，不能搜查和檢取證物的怪異的狀況；
第五，在法例中訂明專業的公職人員(如電腦、電訊和化驗等專業人員)，有法定的責任，應專員的合理要求，提供專業服務，協助專員履行他調查個案等職務。
另一方面，為了使到保障更加完備，香港亦應參照歐盟的定義，將個人資料的定義作適當的擴充，令將互聯網規約地址(IP 地址)、手提電話號碼、車牌號碼等資料，納入個人資料的範圍，給予適當的保護，以免出現法律漏洞，令雅虎事件有機會在香港重演。
此外，香港應追隨國際上加強保障的做法，訂立敏感個人資料的類別，例如包括個人的性生活和生物特徵，規定除非符合一些嚴格而合適的條件，否則不准處理該等資料，例如一些專業人員，為相關的醫療目的，而必須處理有關的資料，且有專業的保密責任，才有資格收集、保存、處理和使用其病人的性生活資料，否則就觸犯刑法。
《巴黎原則》關注人權機構的獨立和有效運作，因此要求其最高負責人和成員等人選，要包含捍衛人權的背景和往績。這種背景和往績的要求，為的是盡量確保這些人選能有真正的人權價值和承擔，有相當的意識和警覺性，有相關的人權知識和經驗。這樣，人權機構就較有傾向和能力，維持機構的獨立性，以及有所需態度、動力和觸覺，以及相關的專門知識和能力，有效地捍衛和促進人權。
我們應該參照《巴黎原則》，將私隱專員所需的素質，與及為保障日後專員能夠充分獨立而設計的挑選架構和程序，都應列入法例之中。
祝工作順利！
友
沃啟 上
2010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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