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民主抗爭並非只得一條正確路徑
標題由編輯所加三弟：
自你和家人回港為母親奔喪後，我們分手又差不多個多月了。妹妹已選擇適當的日子把母親的骨灰安放在寶福山的靈位內，勿念。
香港的天氣最近轉熱了，這是一個遲來的夏天，但政治的氣候卻是變幻無常。你在回加拿大時對我說：「香港一方面經常爭抝，中共又全面控制，我實在看不到有甚麼出路！」或許你就是看得如此灰，故此你從來沒有打算回流香港吧！
在你返回加拿大一星期後，事態有了轉變。如你所知，民主黨尤其是有支聯會背景的人士，和北京已斷絕了廿年溝通對話。但在五月廿四日，我們卻進入了中聯辦大樓與副主任李剛及兩位部長就香港未來的政改進行了會談，事件當天便公開了，成為當時的頭條新聞。就與中央會談溝通的問題，我們事後做了民調，知道超過八成受訪者希望能透過談判來解決香港的政改問題。
相信你知道，談判的過程有很多折騰，雙方開始時互相堅持自己的立場，故曾陷於僵局之中。當時主要的分歧在於我們希望有一個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2020年取消功能組別，但對方說這要涉及修改基本法附件的「五步曲」程序，短短兩個月做不到，於是談判陷於僵局之中，其後兩個星期，我們都覺得沒有甚麼進展，我曾經以為談判是完全失敗。
到了六月初，我們面對一個新的抉擇：就是政府查詢我們是否可以考慮先處理2012方案，日後則繼續談判，爭取未來實踐終極雙普選。最後我們的領導層達成共識，這階段先爭取我們所要的，但不放棄目標，未來繼續爭取。
六月十三日，我公開了這個決定，六月十四日與唐英年和林瑞麟見面，正式通知我這個決定。其後，我知道事件拿到北京，鷹鴿兩派有極大的爭論，最後由最高領導拍板接受民主黨2012年的政改方案。
在整個過程中，我常被問：究竟北京有甚麼原因要讓步？接受民主黨的方案是否另有陰謀和圈套？雖然在談判開始時，我不是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我總是覺得北京方面有動機去達到一個和解方案，原因有三個：首先，北京一定知道曾蔭權政府已陷入很大的管治危機，故若政改再次被否決(縱使是本地左派所願見的)，會加劇社會矛盾，把政府迫向無能力管治的邊緣。第二點，國際社會包括很多外國政府關注今次政改會否一再被否決，陷入僵局，造成動盪，令他們要注意自己的面子和尊嚴問題。第三點，大陸現時的政局外弛內張，不少異見維權人士被囚，若香港又有這麼大的衝擊，將難以應付，北京又不想對香港用同一的高壓手段，又基於對統戰台灣的政策考慮，故北京領導很想緩和香港的局面。
三弟，我相信正正面對這當下的局勢和時機，我們會有契機逼出一些空間來。2012的變相方案是在立法會內將直選和變相直選議席由30增至40席，這是一個很重要有份量的進步。面對未來，我們要一定要繼續利用談判的途徑，結合社會的抗爭運動及議會的壓力，持續爭取終極普選。我們要累積各個階段性的量變，推向不可逆轉的質變甚至巨變。因此，這個改良方案是得到主流社會中大部份市民的支持，有助擴闊支持民主的光譜，要是一再否決，很多支持民主派的沉默大多數，便會對政治感到厭倦和氣餒，甚至放棄支持民主。
民主黨這個策略性的決定在黨內確是帶來了一些震盪，雖然黨大會以差不多八成的大比數支持了我們的決定，但仍無法避免造成黨內的分歧和陣痛，立法會議員、鄭家富退黨了，我感到難過，但我們仍是要堅定地向前走。
星期三，我從立法會大樓走出來，被大批年青人包圍抗議，又不斷責罵我們，我感受到他們的憤怒和對我的仇視，我的心情有點沉重。我不禁自問：我們這批在民主路上鬥了廿多年的人，就是他們所認為的那種「放棄理想、出賣民主」的人嗎？民主抗爭的路上難道就不應該有、不能有談判和階段性的妥協嗎？是否任何短暫的妥協就等如放棄長遠的理想和目標呢？總的來說，民主抗爭是否只得一條絕對正確路徑，而其他路徑是否就歪路、死路，就是行差踏錯？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希望反對的人能多想一想。
我並沒有放棄我的政治理想，我更加並沒有放棄我一向所站的道德高地。我今日其實是站在更高點、看得更遠，去審視整個大局，然後決定今次的抗爭策略；目標要堅持的同時，手段要有一定的彈性；任何時候也要在僵局之中找出突破點，走出死胡同。
今日或許有一些朋友或我們的長期支持者，對我們失望甚至失去信心；但我相信日後你們會理解民主黨今天的決定而恢復對我的信心。時間和歷史是我們最好的考驗，讓我們一起繼續向前，在同一路上，我們一定會相逢。
二哥
2010年6月26日
http://programme.rthk.org.hk/channel/radio/programme.php?name=radio1/hkletter&d=2010-06-26&p=1085&e=111044&m=episode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