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會大學前校長吳清輝──離岸辦學助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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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琪校友:
家琪校友:
多謝你的電郵,首先恭喜你最近獲得博士學位,更高興知道你在新學年將回到香港的大學工作。
我在恭喜你之餘,亦有一點感觸,因為四十年前,我和你一樣,由外地回流香港,希望能為香港和華人社會培育人才。轉眼數十年,香港的高等教育經過了很多很好的變遷,我也很榮幸能參與其中,例如本科學額大幅提升、三三四學制改革、推動全人教育和校園國際化等等。
其中令我感受很深的,是本港學者在學術研究上的躍進。記得在七、八十年代我擔任前線教研工作時,香港的研究經費和力量是十分單薄的;進展至近十多年,研究經費比例雖然仍然比其他發達國家及地區要低,但香港學者的研究已越趨成熟,甚至多個領域在國際上都位一席位,我們的研究無論在質和量,相比政府投放的資源而言,是絕對「對得住」本港納稅人的。
另一樣是推動人文教育。我本身是科研工作者,所以深明科學的局限。科學家不斷追求突破的同時,亦需要顧及科研成果可能為社會帶來的後果,所以,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能只靠科技,必須有廣闊而堅實的人文和倫理教育做基礎。九年前,我擔任浸會大學校長之後,在同事的支持下,努力推動人文教育、藝術文化和支援社區發展,到了今天,我相信人文氣息,關懷社區已成為浸大的一大特色。
記得在十年前,你曾經問我,香港的大學被大幅削資,又面對國內大學的不斷提升,我們應怎樣走下去呢?我當時的答案是,只有認同良性競爭,把競爭轉化為合作機遇,才可能是最佳的出路,而這條出路,我們在過去數年在不斷探索和嘗試。
政府一直希望把香港發展成為教育樞紐,社會上的討論似乎傾向在加強輸入學生方面,即是增加非本地生數目和吸引更多外地學生來港。無疑,輸入學生、讓校園國際化是本港院校的其中一條可行之路,也能為社會帶來教育以外的效益。不過,如果真的要當教育樞紐,就既要輸入,亦要輸出,才是名副其實的。
記得我剛剛擔任浸大校長的時候,國內高等教育正醞釀改革,希望提高整體學術水平和國際地位。當時我想,如果香港的大學可以直接參與國內的高等教育改革,並且扮演一定的角色,應該是雙贏的,於是浸大就開始從「離岸辦學」這方面去探究。
我們深知浸大的優勢,例如成熟的管治模式、國際視野、全人教育、關懷學生、國際化師資、英語授課等等,如果能把握這個機遇,將這些特點引進內地,再融合內地人才多、研究資源和土地資源豐富等等本身優勢,對兩地的人才培育和加強國家的軟實力應該是大有可為的。
這個想法就是浸大和北京師範大學合作,在珠海成立聯合國際學院的基礎。這所聯合國際學院是國家第一所,由國內大學和香港院校合作創辦的高等院校,以自負盈虧的方式運作,我們把浸大最著名的全人教育、校董會和委員會的管理模式、對學生的關懷、人文教育的特質,以及英語授課等等,都在聯合國際學院發揚,基本上這個是浸大教育系統的延伸,這些都是在國內大學前所未見的。
令人振奮的是,創校短短五年,學院已經得到內地各級政府、各省市學生和家長的認同,收生成績與年俱升,去年畢業的首屆學生,就業和升學情況都十分理想。
我們覺得,聯合國際學院這種合作模式是成功的,既可以為內地高教界提供改革的新思維,也可以成為本港院校,以至世界各地大學的參考。倘若在不久將來,本港其他院校和更多國內外大學能夠一起合作,建立各有特色、風格不同的大學,那就令全中國,包括香港的高等教育更趨多元化了。
這種內地和香港教育的深層合作,為香港輸出教育服務,會否就是香港高教界的另一條出路呢?這方面還需要各大學的努力探究。
早兩日,我剛剛從浸大退休。在過去二十五年,浸大為我帶來很多難忘的回憶。順帶一提,有報章報道我將轉任聯合國際學院的校長,其實,由二零零五年學院創校以來,我已經一直擔任聯合國際學院校長,所以正確而言是續任,而並非轉任。我答應浸大和聯合國際學院兩校校董會的邀請,是因為學院的運作雖然已步上軌道,但前路仍會面臨很多挑戰,而我亦很樂意繼續為學院和高等教育界貢獻我的經驗和力量。
家琪,相信你和我一樣,在浸會大學有很多難忘的回憶,希望你以後能繼續在各方面支持母校,而我亦十分期待你返到香港後,再同你一起暢談聚舊。
祝 生活愉快
校長吳清輝
二零一零年七月三日
http://programme.rthk.org.hk/channel/radio/programme.php?name=radio1/hkletter&d=2010-07-03&p=1085&e=111434&m=epis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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