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10 本地歷史研究者莊玉惜──加強規管往往是「殺檔」先聲

本地歷史研究者莊玉惜──加強規管往往是「殺檔」先聲

各位香港朋友：

九條人命！如孟子所言人皆有惻隠之心，對於花園街排檔大火釀成九死，相信你們的心情與我一樣般沉痛，但是將矛頭直指排檔，真的能慰逝者在天之靈嗎？

作為研究小販歷史的人，曾經兩度翻閱手上的歷史文献，盼望從中找到妥善處理排檔問題的靈丹妙藥，為現在爭論不休的局面提供新方向，惟翻來覆去，總無法找到甚麼「快靚正」的點子來。在1957年廣東道釀成一死的大火，連綿不絕的排檔被歸咎為妨礙救火，災後的確實行了若干措施：嚴禁排檔帳篷採用鋅鐵，通通要改為採較易拆卸的帆布；每段排檔連綿的長度不得超逾一百呎，好為消火車留有通道；檔與檔間又保有若干呎間距。措施或有可借鏡之處，卻稱不上甚麼絕世好橋，思前想後，問題就這樣擱在心坎。時間啲嗒啲嗒地過去，問題纒繞不去，我知道是我的心在呼喚我。既從事小販歷史研究，亦曾投身傳媒，且擁有一個文物保育學位，這麼多重的身份，賦與我有較多能力洞察是次排檔大火所衍生的問題，心終於按捺不下！

看到政府、議員及傳媒簡單化地將茅頭指向小販「祭旗」，不禁顫抖起來，是因感到話語霸權的恐怖。自1847年香港施行小販牌照制度以來，不難發現每逢有大件事，小販首當其衝被當權者「開刀」。上世紀三十年代起，不時爆發霍亂，售賣熟食的小販理所當然地被視為病菌源頭，縱然無法證實街頭食物為病源，官方一句「為大家好」，「殺檔」之聲此起彼落。五十年代，深宵營業的大牌檔常被掃蕩，原因是警方指小偷鼠輩愛圖街頭之便，在大牌檔活動，而無知少女又易在這類「罪窟」給騙下火坑，為「大家好」，掃檔合理之至。在公眾衛生、公眾安全旗幟前，任誰也要退避三舍。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兼哲學家傅柯所說，當權者高舉「為大家好」旗子，借機嚴加管制民間社會。

是次花園街大火，為政者，遑論政府或議員，為媒體者，遑論電視電台或報章雜誌，一窩蜂地擠在道德高地，責難檔販自私，罔顧人命，儼如檔販是火災黑手。於是「為大家好」，朝行晚拆、扣分制等建議措施變得合理當然。相較之下，檔販諸多抱怨則被標籤為自私自利。有報章訪問實施是項措施經年的女人街檔販後，甚而用上含道德批判的詞語「踼爆」，謂只要付出區區數千元聘搬運公司，朝行晚拆無難度，以指責花園街檔販諸多推搪乃自私行為。遇上檔販在媒體前發難，檔販那討人厭的形象就更加百詞莫辯。

我曾任職記者十年，明白那些畫面或說話特具叫賣力，檔販當街責罵到來視察的區議員肯定是其一，埋怨朝行晚拆建議乃小題大做是為其二。看到這些畫面，相信大家第一個反應是「有無搞錯，咁自私」！但是大家可知在街頭搵食的這幫人的處境嗎？小販向處於社會低層，為脆弱的一群，受各方欺淩，遭勒索、縱火、拆檔乃家常便飯，過去如是，今天如是。說話過火是弱者反抗的典型模式，皆因有冤無路訴。我無意為檔販護航或鼓勵此類言行，確實在史實裡看到不少小販違規的例證，但此種種並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罔顧人命。再細心想想，背後大批沉默的檔販，他們的聲音呢？我們聽到嗎？

無疑如何確保生命安全之餘，又能重拾街頭營生秩序，確是一門學問。無論朝行晚拆，抑或扣分制，都曾在港試行。一九六零年，政府為減少街頭阻塞，勒令報販採用標準設計報紙檔，日日如是朝行晚拆，若干年後，隨著報刊數量愈多，日日清檔顯得不切實際，措施終在六十年代尾取消。至於扣分制的精密度，非大牌檔莫屬，愈十項扣分項目，項項又具特有的扣分方程式，惟任其如何精密總有遺漏，前線執法人員與小販的衝突無日無之，嚴懲僵硬的扣分制最終步上被取消的命運。

歷史告訴我們，凡事禁、凡事罰，故未能達致應有效果，反之令矛盾加劇！我並不反對向小販施以恰當管理，而小販亦有責任在營商之餘，顧及公眾衛生及安全，這是社會共識，毋庸置疑。惟遍尋歷史，找不到一刀切的良方，小販問題一直都十分辣手，前人既未能覓得長治久安之法則，今天匆匆立論，是在開倒車抑或自以為較前人聰明呢？何不趁是次機會認真思考甚麼才是以人為本的小販政策，較諸把小販歸邊於社會對立面，不是更能「為大家好」嗎？各位朋友，希望大家做一個精明的香港人，不要被他人牽著鼻子走。

莊玉惜
2011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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